新中国建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国家信用支持，这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发育不足。而在市场经济下，国家信用退缩后，社会信用却没能成比例地放大，从而导致社会信用的缺失。生长于农业文明土壤内的信用体系被打破，而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信用体系的空白期。
有人讲，现在社会进入了泛资产管理时代，我认为，更准确地讲是进入了泛信托时代，这不仅因为信托业经过近年来的迅速扩张，一跃超过保险和证券，成为全国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更重要的是信托制度实际上已成为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
简单地说，信托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核心要义是“信任与托付”。现代社会结构下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还是信托公司，本质上都因为有投资者（或相关金融产品的认购者）投入资金，金融机构根据双方事先签署的合同或达成的约定，按照特定的投资方案，在合理的风险水平上为投资者谋取合法合理的利益。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金融机构对投资者都承担着信托责任。金融机构的承诺变为责任并得以实现，靠的是信托制度的安排。
扩展到全社会而言，也因为有“信任与托付”，即信托制度，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律架构才能得以搭建。因为有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信托”，才有现代企业制度。学校教育孩子，医院收治病人，老人在养老院颐养天年，都是人们对这些服务机构的信任和托付，承诺—责任—实现承诺，是靠信托制度完成的。同样道理，这种形式推广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甚至政治领域，乃泛信托时代。
与泛信托时代相适应的是泛信托文化，而信用体系则是泛信托文化的基石。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我们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中国信托业经历过多次整顿，发展历程曲折而艰难，深层次原因也在于社会信用不足。
有人将我国社会信用的缺失归结为国人的素质，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诚信大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诚信守信的例子，可见中国文化并不缺乏诚信的元素。那么，为什么一个文明古国到了现代社会却突然找不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了呢？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信用靠的是公认一致的“规矩”，这种规矩可称为“地方性共识”。在工业化背景下，随着经济开放，社会多元、人员流动，这种建立在“地方性共识”上面的信用体系逐渐趋于解体。新中国建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国家信用支持，这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发育不足。而在市场经济下，国家信用退缩后，社会信用却没能成比例地放大，从而导致社会信用的缺失。生长于农业文明土壤内的信用体系被打破，而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信用体系的空白期。
从本质上讲，现代文明中的道德诚信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熟人。能否把我们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现在社会契约精神上来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年，国务院通过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通过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以公民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代码制度，逐步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全覆盖，这对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无疑是一个契机，对于泛信托时代的到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作者系国民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